纪录电影《九零后》，拥有史上最星光璀璨的“演员表”

　　纪录电影《九零后》，拥有史上最星光璀璨的“演员表”

　　重现一代西南联大学子南迁云南求学问道、读书报国青春记忆的纪录电影《九零后》5月29日已在全国院线上映。这是徐蓓导演纪录剧集《西南联大》的同题新作，2018年11月，《西南联大》在央视纪录频道和腾讯视频播出，在几乎没有任何预热的情况下，口碑一路走高，豆瓣评分高达9.4分，为2018年度豆瓣最高分纪录片之一。“心神往之的一段历史，务实又浪漫，艰苦而又活泼，大师星布，浩篇充栋。”“有爱国主义，有书生情怀，有高山仰止，也有人间烟火。”仅在豆瓣平台，观众就留下近万条走心评论。

　　纪录电影《九零后》可以视作《西南联大》的姊妹篇。影片拥有史上最星光璀璨的“演员表”：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99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刚刚度过100周岁生日的、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101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106岁的《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16位“九零后”国宝级大师联袂“出演”，在已有的纪录电影当中可以说绝无仅有。

　　这些“九零后”老人在片中向观众亲口讲述有关西南联大的故事，回首在母校的求学时光，直接、鲜活地还原了西南联大这所中国最传奇大学的本貌。对他们来说，西南联大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鲜活如初的青春记忆。遗憾的是，影片创作期间有3位拍摄对象离开人世，本片的“抢救式”拍摄也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绝版影像。

　　经由这些亲历者的口述，西南联大不再是历史上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变得真实可感：它艰苦而残酷，浪漫又恣意，迷人而恢弘。它与当代青年、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相勾连，带领观众们重新找寻“我们为什么而读书”的意义，思考人生价值所在，探究教育的本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校园

　　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任之恭在《一个华裔科学家的回忆录》里写道，“这个大学在昆明初创立时，除了人，什么都没有。过了一些时间，都有了临时的住地，或靠借，或靠租。一旦有了土地，便修建许多茅草顶房屋，用作教室、宿舍和办公室。”

　　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会成员梅贻琦租下昆明龙院村惠家大院作为清华教授的宿舍。因为这房子原是两层谷仓，地板缝特别大，外文系教授吴达元的长女吴庆宝回忆说，任伯母（任之恭夫人）每每扫地，就会在楼上喊，“吴太太，把你的东西都盖上！”等她一扫地，灰就呼啦呼啦的掉到楼下的吴达元家。

　　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在自述中提到，“（20世纪）40年代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人住在两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点油，芯子捻得小小的……”

　　当年，与学生们一起长途跋涉到昆明来的，还有数箱书。幸而有了这些书，才有了后来无数大师彻夜看过书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书到昆明开箱时，有人创造了《开箱歌》：“箱子里放着杜甫和陆游，他们又陪着我们逃一次荒。”联大学子回忆，“晚上，教室里没有电灯，宿舍里电灯太暗，自习就成了大问题。于是上图书馆又抢位子又抢书，成为我们晚上的‘双抢任务’。”

　　宿舍

　　在潘际銮（西南联大机械系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焊接工程专家）的记忆里，“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的，是糊的竹纸。”

　　张道一（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原校长）初来注册时，学校的条件让他大吃一惊。“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二三十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比我中学差多了。”

　　而学生们的宿舍，王希季（西南联大机械系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只用了四个字总结：小、挤、脏、乱。

　　潘际銮回忆，“学生宿舍是茅草房，一个茅草房就住40个人。二十张双人床，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但是中间空间很小，也就这么宽，能上床就完了。”他用双手比划出不超过半米的间距。

　　最令同学们头痛的，是臭虫。挂了帐子也没用，帐子缝里也长臭虫，被窝里、木头床接头处都藏着臭虫，一到晚上就出来咬人。王希季回忆，“这个臭虫啊，最初期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然后咬你之后，你把它捏死的话，全是血。慢慢地就，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处于‘和平共处’状态。”刘缘子（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翻译家、《人类的故事》译者）回忆，“捏死了以后，它能闻着味儿呢。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装在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仔儿呢。”

　　生活

　　即便这般艰苦条件，学生们还是埋头读书，先生们仍旧苦心钻研。

　　物理系的先生们想方设法补贴家用。赵忠尧先生是世界上第一个观测到正负电子湮没辐射的物理学家，他在家里做肥皂来卖；每天清晨不到5点，周培源先生就得起床，刷马喂马，光着两只脚到滇池挑水，他在昆明写出了《湍流论》，这是国际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吴大猷先生提着菜篮和秤进教室，将它们放在黑板下面，等下了课，再到市场买菜回家，他还买了两只小猪，打算养大了卖掉变些钱。

　　经济窘迫的时候，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靠给他人治印挣钱，最初的篆刻标价石章每字100元、象牙章每字200元，刻章一枚可支撑一家人好几天伙食。

　　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成风，这是因为女同学也穷。不知道是谁提出胡萝卜含有微量的砒，吃了可以驻颜，她们就一边谈着克里斯丁娜·罗赛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的咬胡萝卜。

　　当时学生吃的饭被称作“八宝饭”，政治系学生李忠回忆，“它呢是红米，里面有稗子、谷子、麸皮、石头子，甚至还有耗子屎。有一个技术：先盛半碗，赶紧吃完，（这样）可以吃一碗半，要不然等你吃完，第二碗就没了。”

　　女同学是“抢”不过男同学的，杨苡（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翻译家、诗人，《呼啸山庄》译者）说，他们的搪瓷碗摔不坏，于是男同学把碗远远的像扔飞镖似的，扔过去添饭。吃完前半碗，再呜的扔过去添下一碗。

　　师生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了十来门课，诗经、楚辞、唐诗、古代神话……最叫座的课是古代神话，不单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为了听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他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胡邦定（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国家物价局原副局长）回忆，“闻一多出了一个题目，唐朝的名诗人李贺，大家写一个读书笔记，汪曾祺就为他低一班的同学代写了一个。其中有一个锦句就是说，别人的画是画在白纸上，李贺的诗画在黑纸上，所以特别浓烈，特别强。闻一多大为欣赏，说这写得真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底下大家就笑了，都知道这就是汪曾祺写的。”

　　历史学系陈寅恪先生上课一丝不苟，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先生即开始讲述，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坐于对面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他的课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朱光亚自述，“那时候，吴大猷先生的夫人病得很重。他一面照顾夫人，一面给我们讲课。我们常到他家里去听课。我是穷学生，吴先生知道，因此常常留我吃饭。有时候师母要去医院看病，昆明郊区连黄包车都没有，都是我一路背着去。那个时候，我们师生就像一家人。”

　　吴大猷的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分别给他们的先生写信：

　　大猷师：

　　振宁后来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包括对“宇称原理”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与15年前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观念有关。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告诉您的，而今天是一个特别恰当的时刻。 生 振宁

　　大猷师尊鉴：

　　现在的成就，大部分由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而假使（一九）四六年没有能留学的机会，那更根本不可能有这几年一类的工作。此点我深深感觉。特此致意。 生 政道

　　爱情

　　“我是1937年中学毕业的，保送南开大学，那里就有我的毕业照。照完了相大概第二天，就知道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扔了炸弹，炸中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没有了。”作为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大一新生，杨苡无书可念了。几个月后，她得知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于是决定乘船离开天津。她和大多数联大学子一样，取道香港经水路前往越南海防，再换乘火车最终抵达昆明。80多年过去了，杨苡响亮地报出了自己的学号，“我的学号是N2214，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大二时，杨苡在学生社团“高原文艺社”的一次文艺晚会上，结识了外文系大四学长赵瑞蕻。很多人都奇怪，她跟赵瑞蕻怎么恋爱的。“他们那天欢迎新会员的会，开始说他来，可是又迟到了，他们就说赵瑞蕻向来是不守时刻的，所以也就特别注意。而且他进门，因为他是外文系的，他就说excuse me（抱歉），sorry sorry（对不起），所以我们觉得这人也真滑稽。”

　　两年后，他们结为终身伴侣，“这种love at first sight（一见钟情），不可能的，对谁也不会。我是纯北方人，他是温州人，他胆子比较小，怎么说呢，善良。他的追法跟人家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写诗的，其实我也是写诗的，他的诗跟我的风格也不一样。我不喜欢夸张，他说话都夸张，他所受的教育跟我也不一样。”

　　轰炸

　　战火烧到联大，赵瑞蕻在《离乱弦歌忆旧游》里写道，“我和杨苡向大西门外田野上栽着密密的尤加利树的堤沟那边走去。四周静悄悄地，天蓝得使人感动。东南方向出现了二十几架敌机，飞得不高，亮闪闪的，很清楚可以看见血红的太阳旗标识，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声音多么可怕！”

　　杨苡回忆，“所谓‘跑警报’，就因为我们得出城门。如果遇得到战壕，跳下去好了。联大的学生总是拿着书。”

　　先生们跟学生们一起跑。疏散的人流中，哲学心理学系金岳霖先生拎着装满书稿的公文包，历史学系傅斯年先生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恪先生，社会学系费孝通先生则牵着身怀六甲、行动不便的妻子……

　　学生纷纷报名参军，有人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有人教书救国、读书报国。

　　马识途（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作家）曾想“做炸弹抗日”，他当时的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就是学化工，研究炸药和日本人打仗。“在我当鄂西特委书记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我们党组织。后来南方局说你要去长期埋伏，准备要你埋伏五年。怎么办呢，只有到云南去好一点。我原来在南京上过中央大学的，所以说我到昆明去上西南联大，考起来我觉得还是有把握的。”

　　1941年，26岁的马识途以“马千禾”之名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得到闻一多、朱自清、陈梦家、唐兰等名家的教诲，受到文学创作、文字训诂的科班训练。在西南联大，他一面学习，一面参与地下党工作，担任了联大党支部书记。

　　至1946年7月，西南联大结束抗战使命，北返平津。办学八载，弦歌不辍，西南联大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与传奇。西南联大是全国抗战中，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为抗敌期间保存优良师资，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合作无间，一时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

　　（据纪录剧集《西南联大》、纪录电影《九零后》）